古今中外廉政故事七则
（一）范仲淹知饶州故事
范仲淹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一生功绩卓著，道德斐然。
免征茶税 惠及万民
饶州人一向有种茶的习惯，百姓普遍种茶。有一天，范仲淹和随从一行人从饶州城里出发，长途跋涉来到鄱阳县东北部的铁炉冲村访问故友胡光先生。听说范大人来了，村里人沸腾了。“范仲淹是清官，是天下第一大好人”，人们神奇地说。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各自的家中，从梨树上挑选最大的梨子摘下送去给范仲淹吃。范仲淹拿着百姓送来的大梨子说：“这个村种了这么多大梨子，以后就叫大梨胡家”，范仲淹的话当场把众多的百姓逗乐了。当范仲淹问到这里的农民的生活状况时，胡光先生当着知州大人范仲淹的面说：“这里的百姓由于茶税过重，不堪重负，长此下去，民不聊生，有的百姓已经背井离乡，外出逃难。”范仲淹听了心里十分沉重。返回城里后，当晚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床，赴案提笔，“我要为民救苦救难，”这时他又想到朝廷，奸臣当道，想起了他受迫害被贬官来饶州的情景，有些畏难了，感到自己是被朝廷贬职的人，上奏有可能再遭诬陷。因此，笔尖难以下落。这时他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童年时期那苦难的情景，他曾在寺庙里发过誓“不做良相，且当良医”，“为百姓解救困苦，个人就是遭到再大的打击，也值得！”这天晚上范仲淹的卧室灯光通宵达旦，一张减免百姓茶税的奏章写成了，马上令人快马加鞭送往朝廷。宋仁宗皇帝见了奏折立刻批示准奏。从此饶州百姓无茶税。为了纪念范仲淹，鄱阳铁炉冲村的茶农将村名更名为“大梨胡家”。”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一章奏免贡新茶，惠及饶民千万家。”
严明狱规，防止冤案发生
范仲淹一生勤政有民，体察民情。他来饶州不久，就接待了很多前来申冤的百姓，有很多案件，他都亲自审理。有一天，鄱阳县的一个妇女牵着两个孩童跪拜在署衙前喊冤，范仲淹听到有人喊冤，马上前去询问究竟，那妇人悲伤地说：“我丈夫冤死在狱中，请大人做主，为我丈夫申冤！”范仲淹安慰了那妇人后，立即去到县城监狱，亲自调查审理此案。通过调查审理此案，证实了这妇人的丈夫真是在狱中遭严刑拷打而死，而且还了解到监狱中经常发生囚犯死亡现象。范仲淹对此十分震怒，严厉处罚了狱中看守官，并下令饶州各县严禁狱中滥用刑法，严刑逼供。他还要求部下办案必须慎重，多做调查研究，重证据。这样，使监狱有了严明的狱规。从此，很多案情均能获得公正的处理，百姓感恩戴德。
（二） 毛泽东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燕窝之珍贵人所共知，且不说今日每500克需1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当于毛泽东一个月的工资。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三） 周恩来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除了特殊工作的需要外，很少戴手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时，才由组织上发给一块瑞士产的“如莱克斯”牌手表。他戴着这块表走南闯北：出席日内瓦会议、参加万隆会议、出访印度等。
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1997年回忆，1961年的庐山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会议进展得很顺利，周恩来很高兴。晚上，江西省委举行便宴，招待周恩来，同席作陪的还有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等人。饭后，周恩来一行便去观看上海星火杂技团的表演。当时，江西已有话剧团、采茶剧团和赣剧团，其中“江西省赣剧团”的团名还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但江西就是缺少一个杂技团。为此，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就悄悄跟周恩来表示，想把上海星火杂技团留下来，周恩来笑而未答。
当演员们要表演魔术《表箱遁表》时，需要向现场观众借一块手表做道具。坐在位置靠前的周恩来便立刻取下了自己的手表让成元功递给了演员。魔术师一见是周恩来的表，立即鞠躬致谢。这时台下掌声雷动，台上表演也十分成功。
演出结束了，周恩来等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当魔术师向周恩来归还那块“如莱克斯”牌手表时，周恩来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正当上海星火杂技团的同志们由发愣到喜悦再次鼓掌时，周恩来却接着说：“不过我送手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希望你们团能留下来，不回上海，在这里成立一个江西省杂技团。”说到这里，周恩来特意提高嗓门：“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是的，江西是个好地方。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对革命贡献很大……所以我动员你们留下来，做一名光荣的江西老表。
就这样，周恩来用自己多年使用的一块手表做“红娘”，为上海星火杂技团“嫁”到江西牵了红线，使江西省有了杂技团。
打那以后，周恩来就不戴手表了。直到他要和彭真等去苏联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才想起来该买块手表才方便，这时正好传来上海手表厂研制的新产品“上海”牌手表问世的消息，周恩来很高兴，就让成元功花90元钱为他买了一块新出产的“上海”牌手表。
周恩来戴着“上海”牌手表，心里总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是块国产表，他一直珍爱地戴在手腕上。到1972年2月，这块用了十多年的“上海”牌手表的表面上的荧光部位已不能发光了。这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很不方便，他就趁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上海参观访问时，委托上海市委的同志帮他将这块旧表送去上海手表厂修理一下。
上海领导一听说总理要修手表，就让自己的秘书到上海手表厂一下端来两盘子各式各样的手表。
随后，上海领导来到周恩来住地，他对周恩来说，这些手表您随便挑一块吧。待上海领导一走，他立即让工作人员将手表全部退了回去，并毫不客气地批评有关人员说：“你们不该自作主张，给地方添烦添乱。”最后，他仍然只留下那块修理过的旧表。
据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1997年回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遗体于11日下午送八宝山火化。当时，人们都很悲痛。这时，张大夫见到周恩来生前十分珍爱的那块“上海”牌手表还留在总理的手腕上闪闪发亮，感到烧掉很可惜，就悄悄地给取了下来。因为当时“四人帮”还都在台上，有关周恩来的事有许多禁令，所以张大夫说：“如果我请示，这事就有可能办不成，时间也来不及。”
现在，这只周恩来戴用了十几年的国产“上海”牌手表收藏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它不仅是周恩来廉洁的写照，也闪现着伟人的一腔爱国情怀。
（四） 刘少奇
1922年9月，安源路矿罢工胜利后，工人们提出要给刘少奇每月200元银洋的薪金，但他只要了每月15元的生活费。他说：“共产党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要让天下受苦的人得到解放；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生活不能高于人民，贪图享受。”
（五） 彭德怀
彭德怀在西南工作的时候，从不参加特意为他举办的招待活动。一次，西南管理局放电影。彭德怀走进礼堂，见里面的座位都空着，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搞的，看电影怎么没有人呀?”保卫科的同志回答说：“他们都看过了。”彭德怀猜想这是专为他放的电影，就说：“给我一个人放，我不看。”说着，转身就往回走。随行人员拦住他说：“电影机子都准备好了，还是看看吧，以后按您的意见办就是了。”彭德怀坚决地说：“不行，招待的电影我不看，我要买票看电影。”
（六） 陈毅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毅留在赣南地区领导游击队，生活异常艰苦。这时候，陈毅腰里尚揣有一小袋金子。
一天，陈毅把队伍集合起来，从腰里解出小布袋，把金子摆在大家面前，郑重地对大家说：“这是党的钱，党的经费，只有这么多，是准备特殊情况下应急用的。党要我保管，我从来就没敢乱用过一个。我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被敌人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回来！”他建议把金子分成若干份，由大家分别保管。
（七）默克尔（国外篇）
德国女总理默克尔一直给人俭朴低调的印象，某年访问南京时选择的“低标准”酒店房间。据《扬子晚报》的报道，虽然是政府首脑，默克尔总理却没有入住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层400多平方米、可以看到南京全景的总统套房，而是与商务客人一样住进了面积70多平方米的普通套房。普通套房一晚连服务费不到1800元，只有总统套房的1/20。
默克尔仅仅入住普通套房让酒店的工作人员大感意外，他们当然会觉得意外，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是国内一些普通官员出差往往也要入住豪华套房乃至总统套房“享受”一把，默克尔的俭朴与我们一些官员的奢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谁都知道总统套房比普通套房舒适得多，默克尔当然也很清楚。但她并没有大手一挥选择总统套房，为什么？并不是默克尔不懂得享受，也不是德国政府出不起这区区几万块钱的房费，而是默克尔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能也不敢铺张浪费。在德国，对公务消费奉行“零容忍原则”，也即任何铺张浪费都是不可容忍的，都可视为腐败。德国政府官员的公务消费有着严格的限制和监督，总理自然也不例外，对他们来说，用纳税人的钱大肆铺张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比如说，德国很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都显得破旧不起眼，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用纳税人的钱盖豪华办公楼。再比如说，德国官员的公务消费都有严格限制，其消费清单也是公开的资料，公众随时可以查询得到。如果有官员大肆挥霍公款了，那他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舆论的质疑，还很可能因此丢掉乌纱帽甚至锒铛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