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即我国原始社会中行将崩溃瓦解的父系社会晚期。其时生产力相对提高，产品有了剩余，占有剩余产品的私有制已逐步形成。为了维护这一制度，国家机器的胚胎开始形成，氏族中的贵族阶层联合起来，设立百官，统称为“百姓”。《尚书·尧典》上有“平章百姓”的记载，含义就是“处理百官事务”，同时还记载制订了“五刑”。尧让舜做自己的辅佐大臣，舜修订并放宽了“五刑”，用流放代替死刑，同时在“五刑”中确立“官刑”，说明当时对官员有了专门的约束，不服从“官刑”，就要受处罚。怎么处罚？《尚书·尧典》记载说：鞭作官刑。不用解释大家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外是打屁股罢了。
舜为帝时，也处置了一个贪官，名叫伯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里这样描述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伯封贪得像猪。
禹建夏，由法官皋陶作《禹刑》，也叫《夏刑》，里面仍有惩贪条例。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时，援用的就是夏刑，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最后叔向是这样给羊舌鲋定罪的：贪以败官为墨，羊舌鲋被论“墨”罪，杀，弃尸于市。
商朝初建，继承古代“鞭作官刑”，制定《官刑》。《尚书·伊训》载：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殉于货色，桓于游败……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这话译作今文很有意思，其苦口婆心与今天的某些个反贪舆论颇为相仿，有连哄带吓的味道：贪财，贪色，贪出国游玩，身为官者，占其一，就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给毁了！
盘庚是最注重反贪的一位人民领袖，《尚书·盘庚》载有盘庚的一段话，意思是：我不任用贪财之人，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官员，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
周穆王时期，吕侯制《吕刑》，内有“五刑”、“五罚”、“五过”、“五疵”。“五疵”里就有两条有关贪污的，一是“唯货”，一是“唯赇”。“赇”也是贪，因为“赇”字可以理解为“求贝”，当然“赇”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因为“赇”字也可以理解为“以贝相求”。
春秋时期，贪污泛滥，上梁不正下梁歪。周王任用贪官，各诸侯国君也以身作“贼”，带头贪污，下面小官小吏竞相效尤，贪风甚炽。《诗经》里的名篇，如《硕鼠》、《伐檀》等，皆有刺贪之意，约等于现在的民谣，一句话：反贪不力，民谣即兴，古今一理。
进入封建社会后，汉代开始惩治官吏在经济方面的职务犯罪，有两条刑律：主守盗，受赇。前者是指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后者是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从行政制度上，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禁止大吃大喝之类的红头文件，用意相同。汉文帝的规定中有一条相当严格：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免！而汉元帝时则有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意味着贪官一旦事发，政治生命从此结束，尚没有出现如今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法。到了东汉时，规定更为严酷：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
宋代重视反贪，赵翼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王安石也说：“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行政上，宋设反贪局，时称武德司、皇城司。神宗时，更是重禄重法，一边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一边加大法制建设，两手齐抓，不过，也没有根治贪污腐败。到了元代，官吏赃罚，轻则打屁股，重则处死。
明代，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所以反贪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强：赃至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朱元璋还经常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与之谈心，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低工资，如何反贪拒腐防变，可谓是语重心长。为反贪，他甚至不惜始创特务政治，让特务们监督官员。让“身残志坚”的太监们也参与了反贪——太监是皇上最后的武器，太监不好色，无家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